——明清史上的“陆子冈”与“专诸巷”
邓淑萍(台湾故宫博物院)
明末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记述当时：“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文献中的“吴郡”、“苏郡”是指江苏吴郡苏州府。从这段记载可知，明晚期以来，江南苏州玉作就以精巧闻名于世。而最有名的就是活跃于16世纪后半期苏州地区的陆子冈。他的名字在明代文献中就有“陆子刚”、“陆子冈”两个写法。
“子冈玉器”是一个长达四百余年的谜团。1980年，屈志仁先生收集了22件，时代风格从明嘉靖到清乾隆(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玉器，运用文献与实物的交互论证，将漫无标准的所谓“子冈玉器”，建立了较清晰的界说。笔者在该基础上，用台北故宫藏品撰写了中、英文论文各一篇，当时提出一个观点：陆子冈的作品主要是明中晚期江南地区文人书斋所用各式文具，以及发簪、小佩等服饰，在雕琢器形、纹饰以及今草体阳文诗句时，还是用正规的，也就是用砣具配合解玉砂完成的，但是在雕琢篆体名款时，就直接用刀具刻成
但是近来笔者重新用立体显微镜检视这些玉器，并请教熟稔琢碾与雕刻工艺的同事，发现过去误以为是雕刻刀的痕迹，其实也是砣具的刻痕。换言之，聪明的陆子冈会利用同样的制作原理，也就是用各种尺寸的砣具配合各种硬度的解玉砂，却在同一件玉器上经营不同的趣味：既满足江南文人们对器物纹饰“滑熟可爱”的要求，又在落款上有着“工致侔古”的拙意。
16世纪因文彭、何震等文人所带领的篆刻之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兴起，许多文人雅士热衷于欣赏雕刀在印章上面留下错落有致、神采风骨俱佳的书体。可能就在这样的风气下，激发了陆子冈的灵感，利用砣具在高硬度的玉料上创造雕刀的效果，因而那些不懂矿物学、工艺学的文人，误以为陆子冈会直接用刀刻玉;这样的“梦幻解读”，哄抬子刚玉器的售价，机敏的陆子冈当然不会说穿底细，因而子刚直接操刀刻玉的谣言在流传50年后，就被修地方志的官吏正式记载在《太仓州志》，自此就继续愚弄爱玉族近个世纪。
实际苏州地区陆子冈玉雕的成名，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包括五代两宋以来南方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元、明二代在“官匠户”之外的民间工匠，相对能较自由地发挥其创作力。当时江南地区文人对艺术品的爱好风尚，发展出对艺匠的尊重心态，也鼓励了艺匠“自创品牌”的风气。
虽然苏州“专诸巷”的得名可溯及春秋时代的壮士“专诸”，但似乎尚无可靠的明代文献记录苏州琢玉的中心已在“专诸巷”，所以我们还无法将“陆子冈”与“专诸巷”作任何有根据的联系。但因晚明到盛清江南的社会变迁不大，所以不排除陆子冈时，专诸巷已是能工巧匠集中处。
“专诸巷”声名大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世纪后半乾隆皇帝经常在他的诗文中提及之故。清初在宫中设立造办处，从全国各地征调能工巧匠在造办处工作。但也常将需要的器用，发交地方制作。在玉器的制作方面，苏州就是供应能工巧匠，或直接按照宫中需求供应玉器成品的地方。但是，在乾隆皇帝的诗文里，虽有一些对苏州专诸巷玉工的赞美之辞，但有更多对专诸巷玉工的批评与非议。
总之，虽然明代承袭元制，仍保留了“官匠户”的制度，由官方掌握玉器制作的主流风格，但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社会，民间玉工确有着不一样的发展方向。陆子冈所引领的“苏州风格”玉雕，以能掌握表现主题物像(水仙等)的神韵风情，以及能将仿古主题，制作得“滑熟”、“可爱”、“工致侔古，得到缙绅先生们的欣赏，而赢得可以自创品牌，可与文人平起平坐的特权，机敏的陆子刚更顺应当时讲究篆刻的风尚，用蛇具模仿刻刀的趣味来“签名”。对苏州玉雕，宋应星用了“工巧”二字作为总结。
到清代时，苏州专诸巷成为宫廷造办处玉作的后勤单位。但因为也需迎合一般社会大众的品位，逐渐朝着制作精巧方向发展。直到世纪，苏州玉工的作品仍以“灵空”、“飘逸”、“精细”著称，与北方标榜“浑厚”、“大器”的风格，明显不同。这样的玉雕风格差异形成，南宋具有重要的关键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