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剑澜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集团智库专家
北外附属龙游湖外国语学校校长
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管理学硕士
巴黎商学院管理学博士
曾担任江苏省苏州艺术高级中学校长
苏州市教育局高等教育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办公室主任
余辞官办校长之职,旨在兴办国际化学校、为理想而战之初衷。实现办学为当地注入新思维新活力之元素。使命感如传教士之重。走访当地学校,面试当地教师,此种感觉更是强烈。孩子天真的目光,教师一板一眼的纯真,他们如何知道这个世界的另一端在发生着什么?
余二十余载执着教育,虽在宏观层面的时间久一些,但还是有一份回到校园的情结。问道办学,问道教学,问道育人,想着要去改变一些人与事,心中不免激动。要改变是最难的,要改变是有阻力的。人的最大问题是不愿改变。
正如微软的广告语一样:I don’t like change. 我们在做着leading people, leading change的事业,确是伟大,也确有艰辛与难处。细细考量,罗列五宗难:
第一宗,谓观念。教育观念之不同,改良之难度巨大。教育圈内人尚无国际化的一窥,一味纠缠于高考及荣誉。于考试言,需北大、清华证其成功,需不断演算日臻精熟,需天天训练困乏其身。于荣誉言,需步步为营不断进阶,需名师特级方显高级,需登堂入室讲座阔论。在教育局时已是熟知这些游戏规则,不喜不恶。因不知基层具体,到学校掌印后,实在不忍学生如此机械地过着学习生活,实在不屑那些类似闯关游戏一样的评定。中山先生发扬儒家“仁-智-勇”、“三达德”的人格论。所谓的“智”,在于“别是非,晓利害,识时势,知彼己”;所谓的“仁”,即“博爱”,即“为公爱而非私爱”,包括救世、救人、救国三仁;所谓“勇”,即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在于“长技能,明生死”。不说西方,不说国际,先谈中国,这些现状也离“智-仁-勇”相去甚远。我们教育的孩子除了做题外能“别是非,晓利害,识时势,知彼己”吗?能“博爱于人”吗?能拥有主义之勇、知识之勇吗?观念之变,就如革新洗面,不易。尤其是当下已成风气之教育观念,百姓接受,政府乐见。不改,怕是数年后仍然滞后。不改,怕是难以吸引人才久居。不改,何以让民族走上国际何谈国际化。此艰辛乃艰辛之首,众念若成,事业可成。
第二宗,谓人才。从宏观层面看,一些地区出人才,的确不假——教育名家、学科带头人、名教师,让人羡慕。现实中的困扰却是,这些地区的人才不断外流,外流的速度远大于产出的速度。外流的是成熟的好苗子或是已有光环的名师,留在家乡的人则因此戴上了人才的光环,有点沾沾自喜,动辄便言高地也,张口便说精细化,在众多观念、理念上全然围绕成绩是检验教育的唯一标准。外流的人才到其它地域也存在观念融入的问题。这些老师抓成绩有一套,只是证明会考试,课堂研究、教法研究、试题研究能力强。这些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解题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迅速提升,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不能通过这样的机械训练轻易获得。然而,解题得分似乎是这些教师的普遍价值追求。这一点从微观层面也得到验证,在我们教师招聘的面试过程中,大量的应聘者都曾有很扎实的基础教育,通过高考进入国内的高等院校,有的还出国留学,再进一步走入职场。但就基础教育来看,这些应聘者的文化基础并不算很好,如英语口语发音不正确、文学历史的基本素养欠缺,艺术涵养不高……这些都显示出区域教育的问题。这些应聘者都出自著名高校,有的985,有的211,但为什么他们的基础素养会如此不堪?或者是整个大教育的问题?国际化学校人力资源如何储备?这个问题也着实困扰着我!就人才层面看,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都能看出国际化学校办学的艰辛不易。
张剑澜校长
第三宗,谓管理。管理的目的在于有效配置资源,并获得管理支持达到组织目的。国际化学校创校之初的管理尤为艰难,政府、投资主体、校长、教师、建设单位之间完全都是新的组合。管理文化的迥异,观念的冲突,视野的长短,都是一些难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而学校建设又迫在眉睫,所以这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管理伦理两难。无效会议的增多,无止境的汇报接待增多,导致关心的人很多,指点江山的人很多,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很少。这就是公共管理的通病,在当下的一些地区跨部门管理与合作的概念尚未成熟、实践不够的前提下,管理效率将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次国际化学校投资方的管理也极为重要。如果能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就可以在管理流程设计过程中、财务管理过程中、后勤管理过程中规避很多问题。如财务控制非预算化,导致无效工作增多;如管理组织不能履行职责,最终都要投资人拍板。这使得管理者得不到激励,得不到管理成果,没有管理绩效的概念,只有成本的概念。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没有管理的意识。由于经验的作用,认为老经验是成功的就能指挥一切,孰不知隔行如隔山,尤其是教育这样专业的领域。教育管理,包括教学管理、教育资金管理、教育后勤管理等等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群落管理。有相当的复杂性,是一门绝对的科学。如果用好管理理论及方法,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宗,谓民众。民众的反映和表现一定与地方的文化有一致性。例如在一个十分崇尚应试教育的地方一定有一股文化的力量驱使民众接受。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人们能够改变自己阶层的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读书翻身,一个是联姻上位。前者是自身努力可以实现,后者不是仅靠努力就行的。就如同大山里的孩子走两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为的是走出大山不再回来走山路。地方的教育是为了考出本地不再回本地,民众的想法一代传一代,想让每一代人都离开家乡过上好日子。留在家乡的则是欠教育的,未开眼界的,这样的文化导向,会使人才外流。在当地的教育圈亦形成怪相,唯一目标就是通过考试获得一张入城券。
在招聘教师的环节中,我经常遇到条件不错教师,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所谓的编制。编制就是一个护身符,让他们感到安全,又如一贴补药,让他们不管有没有用,喝上再说。民众的思维想法需求都需教化。需要教育者,尤其是以教育为家的教育家们不断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一个改变文化,创造新思维的过程。这也是国际化学校办学无法规避的难点。
享誉世界的美国教育家菲利普·W·杰克森是继杜威之后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学研究者。他把教育定义为:一种促进文化传播的社会活动,其明确的目标是让受教育者的性格和精神福祉(人格)发生持久地好转、变化,而且,间接地,让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发生好的转变,最终延伸至整个世界。这段定义促使我再次思考国际化学校所在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当地的教育。教育是促进文化传播的社会活动,如果我们的教育促进着保守、非开拓的文化精神生长着,新思想,新事物就很难生存发展,怪不得中国一些地方的民办学校不容易生存。教育的目标是让受教育者的性格和人格产生持久地好转、变化,可从目前的民众文化及受教育者的性格与人格看,能说我们的教育为此起到了很好的转变吗?虽然不易,但国际化学校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第五宗,谓科学。国际化学校的办学想要迅速立足,必然涉及其课程的特色多样,这就有一个课程观念,课程安排的科学性问题。这也是国际化学校办学的一个难点。
用什么课程更科学?怎么排课更科学?怎样的作息时间更科学?怎么样的选修课程更科学?我想国际化学校的办学者,尤其是校长们最关心,也可能是经常被问及的问题。
深刻影响着现代教育的一支力量,是科学主义泛滥之后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工业。当工业和教育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但他们有着巨大的差别:生产需要整齐划一,而教育需要因材施教。生产线可以根据产品生产需要设定每一个环节,任何学校教育无法对学生进行每一个环节的设定。如果说工业生产是原料和技术的函数,那么教育是特定时空和人格的函数,不言而喻教育的函数要复杂的多。
科学强调精确、必然、因果、确定性、唯一性、放之四海而皆准。教育是否更多地强调博弈、机遇、偶然性、调节、适应、微妙变化。只靠科学性,似乎不能在教育的舞台上胜任角色的扮演。古人说:诗无达诂。其实文章本身也常常支撑多种理解的。西谚云:有一千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哈姆雷特的理解也可以有高低之分,但一种解释未必排斥另一种解释。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老子的这句话,或许会有一些启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这里的“一”,就是教育之根,具体而言,就是提升生命质量,寻求教育之根。国际化学校的办学不在于盲目追求所谓的科学性标准化,更在于——回归教育的纯真。
允许多元共生才有活力,允许突破常规才可能创新。
愿国际化学校的教育快乐常在、骏程万里!
愿北外国际的大家庭三阳开泰、牛气冲天!
